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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我的爺爺

——國歌、國慶日的提議者馬敘倫先生

發布時間:2019-06-25  來源:《人民政協報》2019年6月13日09版-春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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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馬敘倫隨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代表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這鏗鏘有力的宣言,像雷鳴一般,震撼山河,響徹云霄。馬敘倫感到無限幸福和自豪,巨大的歡樂涌向心頭,他禁不住熱淚盈眶。

  不久,馬敘倫飽含激情寫下“得宿”二字,標志著他顛沛流離、為正義流血戰斗的大半生,終于安得歸宿,表達了他與人民的共同宿愿得到實現。

  此前,馬敘倫擔任新政協籌備會第六組組長,負責草擬新中國的國歌、國旗、國徽和紀年方案。1949年9月25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上馬敘倫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獲得通過。10月9日,新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因病缺席的民進首席代表馬敘倫委托許廣平提出:將10月1日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此建議獲得一致通過。從此《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代表中國的聲音,“十一”成了令中國人民驕傲的節日。

  “跟著共產黨走!”

  馬敘倫是我的爺爺,我是馬敘倫最年幼的孫女。

  我出生在沈陽,1970年爺爺去世時,我雖已3歲,但終究未能見過他。于是,馬敘倫就是影集里的一張張照片,是墻壁上那張微笑的畫像,是一本本詩集,是一行行書法,是寫在歷史文獻中堅強而偉大的愛國者……

  在那個崇拜領袖的年代,因為家里掛著爺爺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總司令等一代偉人的合影,我堅信爺爺也是了不起的人,我夢想著能夠真正認識他。

  后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讓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確有一位了不起的爺爺!

  1985年4月27日,我有幸隨父母到北京參加“紀念馬敘倫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習仲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對爺爺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評價。他說:“馬敘倫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堅強的民主戰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他堅持真理,思想進步。在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時期里,他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他為新中國的創建,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是中國人民無限忠誠的公仆,是同中國共產黨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知心朋友。……馬老的一生,是革命戰斗的一生。是從民主主義者,緊跟革命潮流前進,成為社會主義者的一生。”

  當時,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全體到會家屬,合影照片及紀念大會的盛況被刊載于《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上。那一刻的我心中充滿了驕傲和自豪,我有一個多么了不起的爺爺!那時我心中的爺爺就像一尊神,高尚神圣讓我無法靠近,我多么希望能真正認識爺爺、了解爺爺不平凡的一生啊!

  上世紀80年代,東北工學院的江渤教授受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的委托撰寫《馬敘倫》。為此,她經常到家里向我爸爸了解情況,征求對文稿的意見,使我有機會走近爺爺。我深切地感到他不僅是我心中的神,更是鮮活的、大寫的人!

  馬敘倫的一生經歷了清王朝、北洋軍閥統治、蔣家王朝統治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3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從14歲進入新學堂養正書塾受著名歷史學者陳介石先生愛國主義思想的啟蒙,到主動自覺地投入到討袁、抗日、反蔣、發起中國民主促進會“立會為公”與中共密切合作直至將畢生獻給新中國的教育事業。

  馬敘倫波瀾壯闊、奮斗不息的一生,給他的后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財富。這些財富不是物質上的,因為他清貧一生,即使是屬于個人的研究成果和大量極富價值的書稿,他也視為國家的財產在生前無償捐獻給了國家。馬敘倫所留給子孫們的寶貴財富是“廉潔奉公”“立會為公”,是對“趨于合理”“生死不計”信仰的實踐,是他最寶貴的遺訓:“跟著共產黨走!”

  “跟著共產黨走”是馬敘倫奮斗一生得出的結論,是發自心靈的聲音。他不是共產黨員,在追求真理和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雖然某個時期在某個問題上的認識與共產黨有所不同,但他始終與共產黨人保持著聯系,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知心朋友。馬敘倫的信仰誠如他自己所言“言行要利于社會,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禍也在所不計”。

  在早年,馬敘倫就是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在北大的朋友,他們一起領導了著名的“索薪”運動,并且流血奮斗在一起。他曾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李大釗和陳獨秀躲過反動軍警的逮捕。在李大釗這位杰出的共產黨領袖犧牲后,他灑淚寫下“唯物史觀論較新,李君物望冠人倫;縱教柴市成仁去,無限青年從理真”的著名詩篇。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響,營救了不少共產黨員。西安事變前后,為了阻止對紅軍的圍剿,打破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他受共產黨人的委托,兩次入川勸說四川軍閥劉湘采取反對內戰、團結抗日的立場,減少了川軍對紅軍和張學良部隊的威脅。

  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發生后,馬敘倫貧病交迫,困居上海,更名鄒華孫,明志做中華子孫,決不為日本人做事,決不當漢奸,堅決拒絕了日本人通過陳公博(在北大任教時的學生)等對他進行的高官利誘。馬敘倫接受抗戰勝利以后共產黨在兩種命運決戰中的主張,和共產黨人王紹鏊及其他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團結了上海文化教育界、新聞出版界的愛國民主力量,組成了擁護共產黨政治主張的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

  1948年,中共發表五一口號,建議召開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以加速推翻南京賣國獨裁統治,組成人民民主聯合政府。馬敘倫立即撰文,興奮地歡呼:“太陽就要出來了。”“我們的全面勝利快到面前了,我們該準備我們的新中國與世界見面了。”他立即和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通電響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并投入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洪流中,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重大的貢獻。

  “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

  在艱苦的斗爭中,馬敘倫與毛澤東、周恩來及其他共產黨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與中國共產黨做到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中國共產黨同樣視他為知心的朋友,給予他力量與關懷,給予他信任與支持。

  1946年6月23日,中共代表團在南京同蔣介石進行最后一次和談,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推選馬敘倫、閻寶航、包達三等同志為上海人民代表,另有兩名學生代表一同去南京呼吁和平。當代表團到達下關時,國民黨派遣的特務暴徒大打出手,馬敘倫等代表多人身負重傷,躺倒在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

  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深夜趕到醫院慰問。周恩來久久停留在馬敘倫的病床前了解傷情,神情嚴肅地說:“你的血不會白流的。”馬敘倫深受感動并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

  不久,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從延安致電慰問。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等也紛紛發表社論、文章,強烈抗議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并慰問受傷代表。通過這一事件,更加堅定了爺爺及各界人士團結一致加強斗爭的決心。

  1946年7月,國民黨當局相繼殺害了李公樸和聞一多。一時間國民黨當局加緊了對愛國民主力量的迫害。根據斗爭需要,馬敘倫由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到香港。臨去香港前,他詩贈幼子馬龍章,示意其要到工農中,到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去。詩云:爝火偏爭赤日明,鵂鹠當晝似妖聲。每聞盜跖談仁義,為學夷吾止甲兵。萬里磷燃疑縱火,千家巷哭欲崩城。逃秦只是書生事,大業終期在耦耕。

  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為及早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從1948年8月起,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周密安排下,馬敘倫與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茅盾夫婦、陳其尤、許廣平母子等民主人士陸續秘密北上,協商開展籌備工作。馬敘倫曾指示長子馬克強,要求他利用在國民政府財政部供職的便利,截下一批未運到臺灣的錢幣,交給新中國。北上后,他將分散在美國、緬甸等國家和香港、臺灣地區的其他子女全部召回,準備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作者:馬今     責任編輯: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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