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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蘭:我與《讀書》

發布時間:2019-06-25  來源:《人民政協報》2019年6月13日11版-春秋·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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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雜志作為以書為媒介的思想評論刊物,在時間上基本與改革開放同步,在思想評論方面緊跟時代步伐,開放、前沿,在各個不同時期引領著讀者去思考。

  作者在《讀書》工作31年,經歷頗多,為紀念《讀書》雜志創刊40周年,特撰本文,談談她與《讀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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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我到《讀書》雜志工作后,主要負責經濟板塊的編輯。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改革怎么改?我們既沒有經驗,更談不到理論,正如鄧小平所說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時期,我們發表了一批介紹西方的經濟學理論的文章。

  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用得比較廣泛的經濟學著作是許滌新的三卷本《政治經濟學詞典》。80年代后期,羅志如、范家驤、厲以寧、胡岱光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說》(上、下冊)出版后,影響很大。而書籍出版之前,我曾經和商務印書館同名不同姓的編輯楊寶蘭在北大聆聽厲以寧講授的《西方經濟學說講座》,聽課的人相當多。再后來厲以寧、胡岱光的《當代資產階級主要經濟學流派》影響也很大,以及后起之秀、年輕學者梁小民的《西方經濟學入門》都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

  我剛到《讀書》時,正在南開大學讀博的金巖石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把南開大學讀書會的同學介紹給了我,并且給我們寫稿。影響最大的是伍曉鷹、張維平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對話》10篇,系統地評介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對話之———談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之二·消費者主權———談佛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之三·競爭機制———讀艾哈德〈來自競爭的繁榮〉》《之四·經濟人———談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五·經濟人———再談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六·創新機制———談熊彼特〈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之七·公平與效率———談喬治吉爾德〈財富與貧困〉》《之八·財產關系——談卡德爾〈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之九·開放與發展——談金德爾伯格〈經濟發展〉》《之十·動態均衡———談盧因〈蘇聯經濟論戰中的政治潛流〉》。時值上世紀80年代,伍曉鷹與張維平的這組對話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記得上世紀80年代我編輯張維迎與盛斌合著的《經濟增長的國王——企業家》時,里面談到關于股份制的章節被要求刪去,因為太敏感,且不成熟。但是幾年后,股份制就成了一個談得很多的話題。1991年,樊綱在《現代經濟學讀書札記》里連續兩篇文章寫《股份制考》。他說:股份制在中國已經有許多地方試行。不過,我們似乎還需對它們做一番討論,不僅是對其起源和發展演變過程等作些歷史回顧,也要對其所有制形式的特點、經營管理方式、有效運行條件等較重要的問題,做些深入的思考。標題中的“考”字,并不是指“考證”,而是考察,但也能夠讀出些“考證”的意味———這個詞似乎比思考、考察、論證等更具有不厭其煩、追根刨底以至吹毛求疵的意味,更容不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態度。既然現在多數人都認為股份制對于經濟改革進程事關重大,我們似乎就更該有點“考證”的精神。這里,他強調了不僅知其一,還要知其二,要刨根問底,也包含不能盲目地一哄而上的意思。文章發表后,語言學家呂叔湘說經樊綱這么一講,股份制就好理解了(大意)。

  1997年鄧小平逝世,為此,在《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喬桐封的引領下,我采訪了長期從事我國農村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他跟鄧小平從太行山到南下進軍大別山。在中原局,鄧小平是書記,他是秘書長。采訪最后以《風格·氣度》為名發表在《讀書》雜志上。文章發表時我省去了自己的名字,因為老先生思路敏捷,講話邏輯嚴謹,出口成章,我不過是文字整理。去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國務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鋒中,杜潤生以“農村改革的重要推動者”獲獎。自采訪杜老后,我對農村經濟產生了興趣。后來他把他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制度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出版)書稿交給我,全權委托我出版。按照他希望的三家出版社中,我選擇了人民出版社,找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張秀平,由她編輯出版。此書出版后再版多次,這是題外話。

  從1982至1986年,中央連續五年的一號文件都是農業、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問題。2004至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是“三農”問題。可見,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但是,“三農”問題一直纏繞著人們。2001年,社科院社會學所陸學藝的《農民真苦,農民真窮》把對“三農”問題的關注與討論推向了高潮。這一時期,《讀書》雜志陸陸續續發表了陸學藝等的《農民工系列訪談》三篇,還有馬翠軍的《邊緣化的三農問題》、溫鐵軍的《三農問題的世紀末反思》、杜潤生的《為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把“三農”問題以及問題的出路從不同的角度給予答案。與此關系緊密的問題涉及李昌平的《取消農業稅引發一系列深刻變革》、劉武俊的《戶籍制度改革不宜緩行》、張曉山的《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陳國富的《民營經濟的草根命運》等,從這些題目看,問題的討論在向縱深發展。

  國企改革也是上世紀90年代避免不了的話題。我們的國企改革分為初步探索、制度創新、縱深推進三個階段。《讀書》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不僅僅是國企改革本身,比如姚洋的《國有資產流失的真與假》、盛宇明的《大白菜市場,國企改革,市場的神話》、楊斌的《國有股減持受挫的理論缺陷》。同時對財產權也給予了關注,比如崔之元的《財產權與憲法》、張維迎的《法律:通過第三方實施的行為規范》、盧周來的《也說為什么美國憲法只有“充公”條款》。涉及制度層面的文章有張宇燕的《強化市場型政府》、李風圣的《制度重于技術》。

  為防止我們的改革出現東歐的“休克療法”,我們對蘇東改革中遇到的問題予以了足夠的關注和批判。比如,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蘇東問題的黃立坲在《俄羅斯的私有化》一文中說:“1992年1月2日俄羅斯開始進行大規模快速私有化。1996年1月10日,一位俄羅斯著名學者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影響的文章:《俄羅斯的金融寡頭》。文章披露:新俄羅斯經濟精英的61%出身于原蘇聯官員;在1995年秋天的抵押拍賣中,俄羅斯已經形成了依托于金融工業集團的七大金融寡頭。”她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現的制度真空。”

  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王躍生在《東歐昭示我們什么》一文中說:“過去我們讀盧因的《蘇聯經濟論戰中的政治潛流》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經濟論戰’上面,而沒有去細細品味‘政治潛流’的含義。現在,東歐和原蘇聯各國‘全盤西化’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已初步形成。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如何使社會政治體制同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問題已經有了公認的結論,更不等于各國已經解決了市場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特別對于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的中國來說,這一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尖銳、更迫切地提到日程。”這篇文章發表后,受到時任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楊雪冬的《阿根廷危機與“制度性不信任》認為,從制度意義上說,2001年底阿根廷爆發的危機深深扎根于現代制度建構過程中沉淀下來的制度性不信任。

  對蘇聯、東歐和拉美改革的反思,對我們的思考與啟迪意義重大。我們的學者從經濟與道德、效率與公平這些倫理層面對改革的反思也不少。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的改革理論上借鑒西方政治經濟學理論比較多,那么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情況就有了變化,一個是西方的東西不再是簡單地拿來,而是經過理解、消化,轉換為我們自己的理論思考;另一方面,原創的學術著作多了起來,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這套叢書在1984年開始出版的時候,有譯著、有編著、也有著作,到1988年,基本上都是原創書籍了。雖然內容比較雜,而且有些匆忙,但那個時代,對開啟人們的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據說,這套叢書里的一些書現在已經被炒到很高的價位,我想它的價值恐怕是歷史的意義。

  第二套叢書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陸續出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陳昕主編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一套譯著,一套原創,相得益彰。

  無論是《走向未來叢書》還是《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讀書》雜志均刊登了不少他們的評論文章。它既反映了那個時代經濟學者的社會責任與擔當,也是改革時代的一個方面的成果。

  到2000年以后,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與之配套的改革,如政治體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等被提到日程,這就有了專題座談會紀要《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和《法治與市場經濟座談紀要》(吳敬璉等)等。

  我經歷的《讀書》30年中,可以談的還很多,比如于光遠、杜潤生的睿智,厲以寧、吳敬璉的嚴謹,還有我多次采訪過的水利專家黃萬里的知識的淵博等,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們的精神告訴我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好編輯。全球化、高科技的發展,使商業化有些泛濫,但是,不管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人在,人文科學與人文精神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根本。

  (作者系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讀書》雜志原執行主編)

作者:賈寶蘭     責任編輯: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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