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網上學苑  >  理論研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治基礎與歷史生成

發布時間:2019-06-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放大

縮小

  內容提要:中國自晚清走上現代國家建構的道路以來,仿行了不同版本的西方政黨制度,兩黨制、多黨制及一黨制都嘗試過了,但又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能夠在中國成功地確立下來,在根本上既要歸功于各革命階級和階層在救亡和復興道路上的政治大聯合,也要歸功于各個先進政黨和社會賢達在反獨裁和民主建國過程中的政治真協商。各革命階級和階層在政治上的大聯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治基礎;各個先進政黨和社會賢達在反獨裁和民主建國過程中的政治真協商,提供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歷史生成過程。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政治基礎/歷史生成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傳統的國家治理思想及其現代化研究”(項目號:15BZZ013)的成果。

  作者簡介:張師偉(1973- ),歷史學博士,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法系與法治文明研究院學術委員,主要研究政治學理論、中國政治。陜西 西安 710122

  自戊戌維新以來,中國在一連串的打擊及周圍國家發展的啟發下,開啟了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行程。立足中國現實,借鑒西方經驗,實現西式政治,成了晚清最后十年各主要進步政治勢力的共同主張,其不同只在于心儀的西方政治款式不一樣。有人心儀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和責任內閣,主張“君主不負責任,一切政治上、行政上之責任在政府”,“政府必須對國會負責,接受國會的監督”,①《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的方案也屬于英式的君主立憲制,“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②有人則心儀美國總統制的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采納了美國總統制,它對臨時大總統、行政各部及國會的規定幾乎完全照抄了美國總統制。③有人卻心儀日本式的二元制君主政治,比如《欽定憲法大綱》正文僅以皇帝之全權統治權為內容,僅以附件列舉臣民權利。④因為不同的西方政治款式,既表現為國家建構路徑及建構方式的不同,也表現為國家政治運行機制方面諸多明顯差異,所以清末民初先進中國人心儀的西方政黨類型及相應政黨制度也判然有別。雖然立憲派和革命派在政黨概念及政黨制度方面的見解不同,但在實踐中卻得到了一個共同的結果,這就是失敗。“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產。”⑤西方政黨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缺乏應有的政治基礎,因為統治集團的半封建性不能容納真正的代議制多黨競爭,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抑或是張作霖,他們所進行的統治都是軍閥的政治專制;西方政黨制度不能滿足中國民族解放和民眾追求自由、幸福的政治需要,因為缺乏與社會各革命階級、階層的廣泛深厚的政治聯系,所以西方政黨制度在民國時期并不曾真正扎根于中國之政治土壤。民國初年的政黨僅僅是“習慣的稱呼,而非嚴格定義下的政黨”,所謂政黨不過“虛有其名”,“并不具備現代性的政黨條件”。⑥北洋時代移植來的西方政黨制度,固然在實踐中一塌糊涂。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民黨一黨制,也因為其固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特質,對內不僅不能實行廣泛的政治民主,而且還以維系領袖的政治集權來對抗和消解政治民主,對外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無法解決國家政治統一及有效治理的問題。知識界有一些人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還著文呼吁加強國民黨政府的集權效能,要求以獨裁來加強政治的權威及行政的效能。⑦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及由此決定的反帝反封建政治使命,在根本上決定了適合中國的政黨及政黨制度,只能立足于近代中國的主要政治矛盾,并只能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中淬火而生。近代中國的主要政治矛盾以及由此而來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爭,為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廣泛深厚的政治基礎,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爭則提供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政黨制度形成的淬火過程。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中,因為半封建勢力和半殖民地勢力在政治上的聯盟使其在力量上過于強大,從而造成了一種各種反帝反封建政治勢力必須進行聯合甚至是必須組成聯盟,才有可能獲得反帝反封建斗爭勝利的環境,即使是革命性最堅決的政治力量也不能僅僅依靠自己的斗爭就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體。⑧中國各革命的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在日趨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不僅逐步地自覺組織和團結起來,而且階級聯盟、政黨之間的協商與合作也逐漸地發展起來,還在實現共同政治目標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制度性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并在協商建國的過程中完成了政黨制度的歷史建構,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新型政黨制度。

  一、政治基礎: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及其社會主要矛盾

  中國自1840年以來就逐步被迫進入了一個“過渡之時代”,⑨并由此時代的過渡性而在根本上決定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傳統的舊制度雖然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但在中國卻仍然具有強悍的生命力,并在進入近代以后仍然竭盡全力地保全著自己;另一方面是因為近代中國的新東西大多都是伴隨著殖民主義勢力而來的,既具有殖民地的屈辱性質,又代表著歷史發展的進步方向。因為中國的傳統封建勢力既不夠開明,又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而是長期保持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強勢影響,以至于完全嶄新的東西首先是與腐朽陳舊的東西結合,使近代中國的國家機構成為一種殖民地屬性與封建屬性相結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統治機器。但傳統的封建國家已經不能完整地守護自己的管轄權限,從而導致西方列強以不平等條約的形式強制性地輸入了許多殖民地性質的新事物,不僅西方現代社會的內容及形式被西方列強以租界的形式強行安裝在封建國家的領土上,從而在封建國家里擴大了西方殖民勢力的政治影響力,而且西方列強還強制性地影響著封建國家機器的殖民地化改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總稅務司等即是西方列強強制影響和改造中國封建國家機器的標志性存在。如果說總理衙門“是清政府半被迫、半主動地設置的一個半殖民地性質機構”,⑩那么總稅務司“就是外國侵略者”“控制清政府”“攫取侵略權益”“干涉中國內政的工具”了。(11)即使在晚清后期,統治者集團在形勢逼迫下更多地在軍事、政治及法律等方面采取了仿行措施,采用了許多在外觀上先進的政治制度與政府機構,但是其統治的理念等卻依然停留在封建國家狀態,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等只有在有利于維系封建統治集團特權及長久統治的前提下,即只有有利于維系亙古不變的“三綱五常”時才能在可變之“治法”的層面被晚清的國家機器所采納吸收。(12)

  西方的政黨制度不能施行于中國的當時,首先就是因為民主的西方政黨制度與中國的統治機器在根本性質上完全不相容,近代中國統治機構幾乎不容忍任何民主的東西。西方政黨的概念與中國傳統之朋黨根本不同。在近代中國的很長時間里,黨在政治上都是貶義詞。在統治者看來,“黨”或者與“亂”字組成“亂黨”,或者與“康”組成“康黨”,或者與“革命”一詞組成“革命黨”,凡是黨皆非政治上的善類;即便在革命者看來,“黨”也不是一個褒義詞,革命組織的名稱大多冠之以“會”,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但西方現代政治的樣板卻教育和啟發了近代中國的先行者,伴隨著晚清開始的新政及包含在其中的仿行憲政和預備立憲等活動,政黨政治成了清末政治輿論的一個焦點話題,不論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將政黨政治作為理想的中國政治的必需物。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不論立憲派如何努力地造成自己的政黨組織雛形,也不論他們如何向清統治者推銷君主立憲中政黨政治的好處,清統治者都只相信傳統的封建行政組織,而完全不相信現代之政黨內閣,因此清統治者即使是在被迫接受責任內閣的時候,也只是組成了“皇族內閣”,(13)而不是依托資政院的多數,組成政黨責任內閣。清統治者作為一種封建性的政治統治集團,一方面過于維護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又過于排斥自己不熟悉的政黨政治。政黨組織及政黨制度不能施行于清末及民國,主要原因就在于執政的統治者因維系自身特權而拒斥政黨政治,立憲派逐漸看清了統治者以“假立憲”來推行“真專制”的把戲,(14)也就與清末新政劃清了界限,而步入了浩浩蕩蕩的革命洪流中,成為辛亥革命迅速成功推翻清朝專制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辛亥革命,皆以咨議局為發端”。(15)即使到了民國后二十年時期,作為統治者的中國國民黨也熱衷于搞一黨專政和領袖集權,一步步地將“國家權力進一步集中于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身上”,實現了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總裁,“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個人獨裁和其他抗日黨派無權的國民黨的一黨專政。(16)民國時期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雖然在政治上認可了政黨及政黨政治,但北洋政府時期的政黨卻始終只能是軍閥專制的工具,不論怎樣的政黨制度都不能真正在當時的中國實現良性的政黨政治,而國民政府時期就連徒有其表的西方政黨制度也懶得維系,直接搞國民黨總裁的個人專制。(17)

  中國的政黨制度顯然不能從統治集團的自我更新中尋找政治基礎,因為統治者封建性的特點決定了政黨只能是他們或完全排斥或操控玩弄的政治工具。中國政黨制度的政治基礎只能從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中去尋找。這一方面是因為只有徹底打倒了中國從傳統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統治者,才有可能在中國實現現代政治,并在現代政治中確立起政黨在其中的積極健康角色,否則只要統治機器中殘存有封建性的因素,他們就會在政治實踐中,或者堅決地污化民主及作為現代民主必需物的政黨,中國國民黨濃厚的封建性即源于它在反封建性上的不徹底性。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也需要在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中認識政黨的作用,理清政黨的角色,建構政黨間關系;偉大斗爭既是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和思想啟蒙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過程中實現政治上大聯合的可靠路徑。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對中國的壓迫、剝削和奴役,客觀上加深了中國各個階級及階層人民的苦難,加快了人民不同部分的政治覺醒,不僅先后形成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反洋教運動、義和團運動等以農民和城市下層民眾為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也形成了以傳統士大夫為主的洋務中興、改良變法等運動,還形成了以新知識分子為主的立憲運動和革命運動。各個革命階級及階層的狂飆式運動都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但在實踐中又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中國卻在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失敗中越發地陷沒在了殖民地化不斷加深的政治泥淖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務越發地緊急,甚至是緊迫了。

  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雖然各有側重,但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反帝反封建的理論武器問題。農民階級等依托封建的東西進行反帝,其目標雖然具有道義上的正義性,但卻不具有歷史意義上的進步性。“民族危機成為一種凝聚力,它引導了沒有人引導的散漫小生產者,使舊的社會力量中深沉蘊藏著的民族斗爭精神噴薄而出”。(18)改良派、立憲派及革命派雖然向往西方的政治形態,從西方拿來了自由主義及民主共和國的方案,其目標雖然具有歷史意義上的進步性和先進性,但是卻因帝國主義殖民勢力與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的現實,而致使立憲派和革命派從西方拿來的代議制下的政黨及政黨制度,不僅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無所措手足,而且也軟弱無力,竟不能改變封建勢力完全掌控政權的政治格局。“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19)中國傳統的制度形態過于落后,先進的中國人不屑于回顧和反思之,而且也確實于反帝反封建無甚裨益之處;西方傳來的制度又浮游無根,縱然先進的中國人想采納之,但是其結果卻每每“橘逾淮為枳”,總統共和制、議會共和國、兩院制國會及多黨制、責任內閣制等,無一不歸結為失敗,依靠學習和借鑒西方政治制度以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圖存的路越發地走不下去了。在這個情況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大大地刺激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使他們注意到了俄國所走道路對中國的啟發性,稍后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戳破了西方政治長期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造成的幻境。“走俄國人的路”,(20)由此開啟了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偉大斗爭的政治基礎上建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新征程。

作者:張師偉     責任編輯:吳桂嬌
黑龙江福彩P62开奖大全